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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人】谈工论教——专访工学院院友余同希教授
2015.06.10

    余同希, 1964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本科毕业,196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导师为王仁院士),1983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PhD)学位,1995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博士(DSc,荣誉)。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工厂及研究所工程师(1970-1979),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1991),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UMIST) 机械工程系教授(1991-1995)。1995年4月加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机械工程系讲座教授,并先后担任工学院副院长、机械工程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霍英东研究院院长。现为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资深顾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浙江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杰出访问教授。同时,也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科院力学所、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外十余所院校的顾问教授或客座教授。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冲击动力学、塑性力学、结构与材料的能量吸收、复合材料与多胞材料等领域。编写出版了《工程塑性力学》)、《工程材料及其力学行为》、《结构塑性动力学引论》及《冲击动力学》等四部教材;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50篇(绝大多数为SCI收录)、国际会议论文220篇、专利4项。获选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院士、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等。近年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与机构展开讲座与报告活动,就冲击力学、期刊论文写作等主题与师生积极互动与交流。

    我们有幸在报告会结束后与余同希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访谈,从学生时代的生活,到对工科教育现状的感悟,余同希教授将其多年丰富经验与体会娓娓道来,使我们感受到一位北大力学人厚重的底蕴与责任感。现将访问内容登载如下,以飨读者:

 

记者(下称“记”):是否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当时是怎样报考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的?

余同希教授(下称“余”):我生于四川江安,小时候母亲是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她毕业于北京女师大,就是刘和珍、许广平就读过的那个学校;父亲是一个戏剧教育家,参加过五四运动,在美国学习西洋戏剧回国后创办小剧院,后来创办”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当了14年校长,中国戏剧电影界许多人都是从那个学校出来的。可以说我在一个教育家庭长大,先在南京、后到上海。一方面可能因为从小家庭教育,父母亲希望我们学习理工科,再加上我自己高中毕业时数学不错,决定学一个介于数学与物理中间的学科,就报考了基础理论比较好的北大力学系。我那时才16岁。现在的力学和当年不一样,50、60年代许多重要科学技术都依赖力学,搞火箭、卫星离开力学都不行。进入北大后,感到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当时报考理工科的也都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

 

记:您在北大力学学习的日子是怎样的?给您留下了哪些回忆?

余:回想当时学生生活还是很单纯的,诱惑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我们一进北大就开始参加造大风洞,天天磨水磨石,也下农村去参加人民公社的劳动,然后整个力学58级被拉到沈阳,半工半读。一方面同学们素质都很好,但也被政治运动占据了很多学习时间,和现在的大学生活很不一样。60年困难时期,我们到十三陵修铁路,从事繁重的劳动,筹建十三陵校区。从工地回到校园,为了节省体能,学生们除了上课就躺着,每天只发8两粮票……。可以说那个时期北大重要的事件我都经历过,无论幸还是不幸。从58年到68年,我在北大待了十年,后来又去了部队、工厂,可以说是在最有创造力的青春时代去基层劳动、体验困难生活,好的一面是对实际知识懂了很多,后来到了国外、香港,说起机械工程方面的事一点不怯场,和很多同事相比实际经验是不差的,因为亲自画过图、动过手。现在我对力学的看法是需要有更多工程知识的基础,这也是因为当年这段经历使我对力学的整个观念有所改变。

 

记:您后来去了剑桥,听说本来只学过俄文,在很短时间里补习了英语,这段经历能和我们分享下吗?

余:我在中学和大学第一外语都是学的俄文,读研究生时学了一点英语,后来恶补了一段就出国了。当时我觉得英文考得并不算很好,但是专业考得不错,数学满分。可见北大教育基础还是好的,扔了十几年还能捡起来。后来我到了剑桥,当时出国和现在出国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对未来的策划也比较早也比较成熟。当时我想法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做访问学者时,导师问我愿不愿意读学位,我听了觉得也挺好的,就努力从国外争取了资助,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学位。当时资助有限,生活待遇很低,一个月150镑,可能今天的学生听了这个条件都不会去,但我对生活要求比较简单。我83年7月毕业,可以说是新中国去剑桥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后来去剑桥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用2年零3个月把博士念完了,当做一个美谈。

 

记:您回国后先回到了北大,后又在各地做教育管理相关的工作,最近也经常在北大举行讲座等活动,可以谈谈这段经历吗?

余:当年我在四川工厂时,北大汉中分校就曾想调我去,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没调成。文革前我在北大的导师是王仁先生。后来我回国前和北大联系,王仁先生和王大钧教授都积极筹划我回北大的事,直接派车就把我“劫持”到北大了,比现在手续简单。80年代中期,我曾经是力学系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负责固体教研室。那个年代,大家都珍惜失去的时间,国外的新学科新想法之风也吹进来,我们留下了一批很好的年轻学生,力学系整体都挺有朝气的。

91年英国皇家学提供scholarship,我应邀去剑桥和曼彻斯特大学工作了4年。后来香港科技大学新建立起来,我去看了一下,和他们聊了聊,很欣赏他们的理念和朝气。我的想法是在香港科大能保持和国内的密切联系,同时我对国内教育情况熟悉,所以香港科大也看中这一点,让我参与和大陆合作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后来负责霍英东研究院也是如此。现在我退休了仍然做着副校长的资深顾问,协助处理一些前瞻的事宜;希望在专业上和管理上都能继续做点贡献。

现在,我仍在国内一些大学和青年教师、博士生合作做研究课题,发挥专业上以及在科研管理经验上的长处,和大家讨论制度和管理上的问题。现在的工学院力学系段慧玲">段慧玲主任经常和我联系,谈谈人才引进、国内单位间合作等等;我也和工学院领导交流了关于实验室管理、研究生培养计划等方面的心得。由于我长期担任国际期刊的编务工作,所以在如何撰写和发表期刊论文方面,自己的一些体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北大是我本科、研究生以及担任教授加起来度过17年的地方,是有感情的,我也很乐意和这里的师生交流。

 

记:能否介绍一下您科研工作的轨迹,包括相关著作?最近的专业兴趣点是什么?

余:我写过三本英文的专著,在国外出版。早期是跟随王仁教授学塑性力学。在英国一开始也跟剑桥的导师一起做工程塑性力学。小到饭盒、大到火箭,都需要用到塑性成型加工,这方面的理论需要发展。另外,结构动态行为的塑性力学模型还不完善。83年我到美国,开始做冲击动力学相关研究。冲击动力学在国防、交通还有新兴产业如核电、海洋工程领域都还有很强的需求,84年我回到北大时,国内对冲击动力学的研究还比较零散,我在郑哲敏、王仁先生的引领下,同王礼立教授等人一起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力量进一步整合起来。本世纪初起,我开始关注材料和结构的能量吸收,和澳大利亚的卢国兴教授合写了书,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这方面的专门论著。我回国内讲学时,看到现在做这些领域的人都参考过我的几本书,感到如果能把一些新研究领域介绍给国内同行,鼓励大家积极地进行相关研究,是件很值得去做的事。

 

记:您对国内的力学教育有什么看法?请您对工学院的发展以及工科教育提一些建议。

余:“力学”作为独立的系科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因为国外大多数大学是没有力学专业的。国内力学科研队伍的人才培养能力是很强的,对一些热门热点也跟得很快,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讲,考核大学的教师当然需要看发了多少文章,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培养出符合需求的人才。

现在许多地方的研究生培养成了老师拿到什么课题,学生就做什么研究。但培养人才和做科研不完全是一回事。科研和教育是要相辅相成的,学校影响力最终取决培养了多少高端人才;追踪国际前沿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是要为国家、社会提供持续发展需要的人才,。学校并不需要教学生懂得所有工程具体问题,但是一定要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整个工程科学,是很大的一个领域。对一个学院来说要相对地集中力量,这就需要一定的本科、研究生培养规模,集中精力做好几个培养项目。现在工学院有些本科生项目不够强,而真正的基础是从本科生教育打起来的。对学生不能只传授广泛的知识,还需要培养他们切实掌握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具备应用软件和实验动手的能力;后者需要相应的实验场所和教学课时,学院在这方面还是有待加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