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年前，我在北工
罗昌逢
一年级新生“沙工”——沙滩北京大学
1949年十月新中国诞生，北平改成北京，定为首都。那时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北京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啊。1950年七月华北各大学在上海联合招生，当时已在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土木科读书的我，抱着无限向往北京的心情毅然决心重新报考大学。就这样我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录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工学院首届报考的新生，于当年八月底乘火车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北京。
北京大学当时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工学院在西城端王府夹道，医学院在府右街。但工学院和医学院的大一新生都在沙滩，称为“沙工”“沙医”。我们的教学由“沙工”教学委员会负责，记得当时主任是金陶老师，秘书室庞家驹老师。大学一年级很多基础课各系科都是共同的，所以都是全班上课。记得当时普通物理学是由郑华炽老师上，我和医学院、农学院的同学同在阶梯教室听课，打破系科界限。学校对学生所学系科并不视为一成不变的，学生如果认为原学科系不合适，提出正当理由，可以申请转系。这样有几位同学转出了土木系，也有从外系转来的，各系总的人数没有大变动。办理转系手续简便，学生填表申请，经“沙工”秘书签字即可。这体现了学校考虑学生个人志愿、兴趣、特长等因素，得到广大学生的赞许。
在沙滩学习一年，除了听老师上课外，更多是感受到了北大的精神，一种包容并蓄、追求真理、倡导科学民主的精神。那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红楼，内有李大钊先生纪念室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处。一楼的孑民图书室是我经常去的场所。红楼北边就是那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民主广场，在那里我聆听过马叙伦（时任教育部长）、钱俊瑞、肖华、蒋南翔（时任团中央书记）等人的报告和马寅初校长来北大的就职演说。马校长平易近人，自称“兄弟”，同学们听到马校长那带着宁波乡音的普通话“兄弟我……”时，都倍感亲切。北大同学的课余活动十分丰富多彩，文学社、诗歌社、中乐队、西乐队等等，个人根据爱好特长自由参加。在这样充满民主自由、崇尚科学进步、兼容并包、追求真理的气氛和环境中，我们在身心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北大工学院二年级——端王府夹道
“沙工”的一年过去了，我升入工学院二年级。我们搬到了端王府夹道，换了一个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上课大都是分系小班上课。当时的授课老师是：力学杜庆华先生（罗远祥先生助教），结构力学金涛先生，工程画黄熊先生，工程材料杨曾萟先生等等。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值得一记：
第一件大事是新中国第一个卫生工程学校在北工建立。1951年9月，开学不久，工学院举行全院师生员工大会。院长马大猷先生宣布受中央卫生部和李德全部长的委托，在北大工学院设立卫生工程学系，请陶葆楷先生担任系主任，并在会上介绍了陶先生。随后陶先生讲话，将中外市政卫生工程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介绍。陶先生从“井”字讲起，人们生活离不开水，人群聚居之处必有井，故称“市井”，为我国古代城市之雏形。陶先生还科学地预言，随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市政卫生工程将益形重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现在建立卫生工程学系就是一个明证。陶先生说古道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谈笑风生。报告气氛热烈，使我这个土木系二年级学生获益匪浅，对市政卫生工程开始有了好感与初步的了解，也为后来的学生分组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件大事是国家急需建设人才，决定使工学院大二、大三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即1949年入学的提前在1952年毕业，1950年入学的提前在1953年毕业，因此教学计划也做了相应调整。
第三件大事是院系调整。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清华的理科并入北大。
1952年因院系调整，我搬进了清华园，在北工的两年学习告一段落。经过六十五年的沧桑风雨，当年还只是弱冠之年的我，现在已是耄耋老人了，对母校的教诲一直感恩不忘。在我的脑海中，还会时时浮起六十五年前在北京求学时的情景。沙滩的北大、红楼、民主广场、端王府夹道的北工、美丽的清华园。我终生难忘的两个母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愿这一幕幕美好的回忆能陪伴我到永远。
一九五零~一九五二
2015年2月28日
作者：罗昌逢，1950年9月至1952年8月就学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
通讯地址：江西赣州市江西理工大学第361号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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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知识是我终生事业的灵魂
化工系1949级校友 徐兆厚
1949年高中毕业，受中学老师生动的化学课程的影响，我决定报考北大工学院化工系，居然考上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欢欣鼓舞地去报到，迎新会上受到热情欢迎，大家相互介绍姓名、籍贯、爱好、外号等等。蔡泽民同学用浙江口音说：“外号莫的”（意思是没有外号，但大家就按发音给他定了外号“摩登”）；一位黑黑瘦瘦的男同学有一个像时髦女郎的外号，令大家哄然大笑，从此大家叫他“摩登”，他也答应。就在这看似平常的迎新会上，北京大学民主、团结的风气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心中。
大一、大二在沙滩和理学院的同学一起学基础课，我自觉中学的水平只有中上，所以加倍努力听课、做习题、做实验；各门课程都是名师讲授，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于学习任务重，加之身体底子不够好，我染上了肺结核，应该休学一年，我没有回家休养，留在学校边学习边休养，学习成绩节节上升，毕业设计也受到好评。
1953年我毕业，全国统一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设计局工作（后改为北京石油设计院），自此终生在祖国的石油战线战斗。第一项任务是参与上海炼油厂扩建的工程设计。我们面对的是设备陈旧、停产多年的旧厂，新中国建设急需对旧厂更新改造、恢复生产。在石油设计局完成初步设计后，我们到现场进行施工图设计，边设计、边施工。我承担的工作是：根据设计草图绘制出一张正式的蒸馏车间洗涤工段设备平面布置图，到达现场后进行现场勘察并绘制洗涤工段排污管道与中间油罐区进出管道施工图。经过精心设计与施工，停工多年的蒸馏车间顺利投产运行，生产出了汽油、煤油、柴油等产品，我第一次为新中国建设投入了力量，心中对母校的培养充满无限感谢之情！
另一终生难忘的是我有幸参与了1960年的“大庆石油会战”。会战总部决定在大庆油田上建设一座年处理五万吨原油的的炼油厂，为大庆石油会战提供急需燃料。这项工作我负责现场设计。在哈尔滨召开的大庆石油大会战动员大会上，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同志提出战斗口号，会后我们立即赶到现场（位于松辽平原南部地区的葡萄花采油区）选择炼油厂厂址，选好厂址后很多同志赶回北京，只留下我和另外2人负责现场设计。我们三人在建厂指挥部领导下解决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绘制了全场总图、装置设备平面布置图，管道施工图等等。当时全国经济形势艰苦，我们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工作量非常大，加班加点、无法休假。但没有人叫苦喊累，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建成葡萄花炼油厂，并通过验收投产。随后我又参与另一项处理年产10万吨原油的喇嘛甸炼油厂的设计。通过石油大会战，让我把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通过实践用到了实际工作中。
随后的几十年里，我相继参与了很多石油化工装置工艺管道设计工作，一直到1989年退休。退休后因为全国石油战线的需要，领导部门要求我继续工作，于是到2006年79岁时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从事50多年的工作岗位。我曾经先后编制《炼油厂流程图图列》、《炼油厂管线安装设计图》、《石油化工企业设备布置通则》，并参与编写《石油化工装置工艺管道安装设计手册》、《机械零部件手册》中的配管设计相关章节。
多年的设计工作使我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今天看来这也源于工学院所倡导的“工之道、实为本、新为上”的学风理念。
我认为，“工之道”就是提倡术业专攻，必须对从事的职业要有敬业精神，从业就要精益求精；而“实为本”就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要遵循“实事求是”和“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至于“新为上”就是在现有的工作基准上要有善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开拓进取精神。
弘扬和倡导“工之道、实为本、新为上”的理念，就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崇新学风，着力提倡学生在学习中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追求更真、更实、更新的科学理念，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所学的科学知识用于推动社会进步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升乃是决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前提条件，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是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来源于科学和知识普及的广度与深度，只有增强科学创新理念和求知能力的不断推陈出新，才是强国立业之本。无论从事哪项工作，都不能背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成功的背后均来自实践，没有实践而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那只是空谈。习近平主席也曾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理念，国家的强盛与发展要靠众多有识之士坚持秉承“业精于勤、脚踏实地”的观念，以求真、务实、高效、负责的精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回顾我的工作和生活，大学时期的校园生活历历在目，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经过几代人的辛勤付出，使我们的国家呈现出今天的可喜成就。我深深感谢母校对我们的教育与培养，感谢那些曾经为赋予我们知识而辛勤耕耘的老师。
衷心祝愿重建10周年的新的北京大学工学院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才华出众、品学兼优的优秀人才，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